BWIN体育战将系列：骁勇战将在大别山、桐柏山交会的湖北孝感小悟山下，有个叫刘家嘴的地方。1915年3月3日，刘震就是出生在这里一个穷人之家，刘震原名刘幼安，是家中的独生子。全家只有一斗半（7分）田，刘父刘德显是个老实人，起早贪黑，也不够糊口。由于过度劳累，刘母在刘震5岁时就离世。母亲去世后，家境更加艰难，父子俩相依为命。刘震开始拣粪、拾柴、放牛，还干家务事。父亲对小小年纪的他要求很严，规定他每早得拣一筐粪，有几次他拣粪不够一筐数，不敢回家，只好坐在野地里直哭。

　　“幼安！你娘在世时就说过，我们家只有你一个崽，家里不好也得送去读几年书，要不一个大字不识，将来人家会看不起的，还会受人欺。”

　　此时乡里还没有公学。他上了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每天“之乎者也”，弄不懂也记不住，只能死记硬背，枯燥无味。父亲管教很严，晚上一有空就督促他读书习字。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渐渐对读书有了兴趣。但好景不长。3年后，父亲的哮喘病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对他担心地说：

　　父亲边说边流泪。刘震“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对父亲说：“不会死！病会好的！我不读书了，帮你种田。”

　　第2年，父亲的病有些好转，刘震就开始跟着他学种田。因为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他又年幼，干重的农活父子俩都有困难。只得把租种的三斗田退了，只种自家的一斗半田。这样粮食就更少了。为了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这年冬天开始，他又跟父亲上山砍柴，一同挑到松林岗、花园集镇上去卖。

　　父亲体弱，肩负着沉重的柴担，驼着背，喘着粗气，走路一步一步的，很艰难。即使这样，他还是心疼年幼的儿子，生怕他压坏了幼小的身躯，每次只让儿子担50斤。有时，刘震一个人担柴去卖。他就挑上六七十斤，想多卖点钱回来，但人小力不足，在路上压哭了好几次。

　　这一年年底，父亲要打算让儿子去学木匠手艺。刘震听人说当徒弟不仅挣不到分文，还要挨打受骂，对父亲说：“我不想去学木匠。”

　　“伢仔！我是为你着想。你也晓得，靠我们家一斗半田种的粮食不够吃，租地主的田要缴高地租。做生意你还小，我们也没本钱。你不去学手艺怎么办？常言说‘百艺好藏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了身手艺，将来也好有个谋生的路子啊！”

　　刘震想了一会。确实没有别的出路，在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只好答应学木匠试试看，从此开始了学徒生活。可在这年头学手艺还不如说是当下人。师傅整天叫他拣粪、种田、劈柴、担水、做饭，还要帮师娘照看孩子、洗尿布，真是无所不干。至于木匠活，师傅最多只教点粗活“手艺”，如劈木柴、拉大锯等，真正的手艺从不传授。结果，学了两年，他只是学些劈木柴的粗活儿。后来在红四方面军，一次他遇见30军政委李先念，两人说起小时候都学过木匠的事儿，李先念说：“我们红军可以组织个木匠团了。”

　　这是后线月，北伐军攻克孝感，大悟也建立了一支30人的赤卫队，孝感东北运动的迅速发展，1930年4月，伪县府保安队乘赤卫队在磨刀山整训之机，勾结当地红、黄学地主武装2000余人进攻磨刀山。在红军的支援下，赤卫队打垮了敌兵的进攻，狠狠地教训了这伙反。不久，孝感赤卫队发展到七八百人，改称赤卫军。年仅15岁的刘震也参加了。

　　但是，很快他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想法，但母亲已去世了，他心中顾虑很多，怕自己参军远走，伤父亲的心。琢磨了一些时候，他想了个主意，先试探一下父亲的口气，便说：“爹你常说，跟党走才有出头之日。我要是当红军走了，你愿意不愿意？”

　　父亲一听没有答复，半天不做声，只是坐在屋里。刘震懂得父亲的矛盾心情，没紧着追问。过了好一阵，父亲才开口说：

　　“幼安！你晓得，你娘去世早，家里就你一棵独苗，从我心里说，是舍不得你远走的！既然你自己愿意去，我也不拦你。”

　　1931年9月，乡苏维埃主席动员赤卫军和青年参加主力红军，他第一批报了名，全乡六七个村子共40多个青年被批准参军。临行前，父亲对他说：

　　从此，刘震告别了孤独的父亲，告别了养育的故乡。这一离别就将近20年。1949年底，广西战役结束后，他在武汉治病疗养，便回到久别而又思念的故乡，一踏上故土，家乡的山山水水依然如故，村庄基本还是原貌，只是显得旧了些，但是父亲却已离开了人世，当年同他一起参军的40多名伙伴都已先后为捐躯，幸存者只有他一个人。

　　刘震1931年9月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陂孝北县游击大队当战士。这是徐海东的部队。参军第三天，他就参加反“围剿”战斗，结果，第一仗第一个冲锋，就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几个月后，他调往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1分队1班，与从黄安县独立师调来的韩先楚成为一个班的战友，班长叫陈先瑞。在以后几十年的战斗和交往中，他们总叫陈先瑞“老班长”。

　　韩先楚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就当了排长。一次连里抓了个“探子”，他去一看，这人自己却认识，就把他放了。放了“探子”还了得，他被撤职“发配”到陈先瑞任班长的炊事班背锅。没过多久，刘震也罚去背锅。因为夜里打遭遇战，他把背的一袋光洋弄丢了。谁知两人背了一次锅后，却知道了炊事班的辛苦，平时常到炊事班背锅，打仗时再回去当兵，而班长陈先瑞对此也不闻不问，由此，三人成了“铁哥们”。

　　刘震在部队干了3年多，直到1934年还是团的一名副班长，暂代党支部之职。5月初，徐海东军长指挥红25军奇袭皖西罗田县城，缴获了上百件武器，还有法币7000元。这时是红25军最困难的时期，一下子缴获这么一笔巨款，个个喜笑颜开。可是，在支部总结会上，刘震却说：

　　刘震说：“我们主要是战术运用上出现问题，一在进攻敌人山头时，火力没组织好，机枪没起到掩护作用，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二在退却时没周密部署，队形混乱，致使部队有损失；三是团进仓库背法币时机略晚，如早半个小时，就可以多运出一些。”

　　几天后，他就被破格由副班长提拔为75师224团1营1连指导员。这时他才19岁。韩先楚笑他说：“刘震，你是三句话升了两级半。”半年后，他升为营政委。长中，一次徐海东指挥后卫团打阻击被包围，骑匹白马，眼看被敌人追上了。此时，韩先楚是1营营长，刘震是1营政委，两人一挺机枪轮换着打，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然后，又你帮我，我帮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赶上了队伍。第二年，刘震升为团政委，第三年升为师政委。在此期间，韩先楚、陈先瑞也是职务连升，当年一个班的仨“哥们”成为红军中有名的青年战将。

　　1946年到东北后，刘震为2纵司令员时，韩先楚是3纵司令员，刘震以好新奇、喜欢用新式武器、新战术的“洋司令”出了名，而韩先楚则以猛打猛冲的“旋风司令”而闻名，两人屡立战功。由于仗打得好，1949年做到了军长，刘震为39军军长时，韩先楚为40军军长。陈先瑞则留在陕南任军区副司令员、19军副军长，一度曾号称“陕南王”。1951年，三人又在朝鲜战场上汇合在一起，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陈先瑞为19兵团部主任、副政委。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衔时，刘震和韩先楚两人被授予上将，而他们当年的老班长陈先瑞却是中将，一个班出了三位将军成为我军中的一段佳话。一次，仨“哥们”聚在一起，两位上将还是老班长长、老班长短的，陈先瑞笑着说：

　　刘震是我军一员有名的猛将，他不仅用兵如神，作战也十分勇敢，不怕死，敢于战胜敌人。在战斗生涯中，他有许多英勇善战的故事，在和平年代，他也有着英勇不屈的经历，他一生五次负伤，这些伤痕诠释着战将对于生与死的深厚理解。

　　1934年11月，时任1连指导员的刘震随红25军开始了长征。12月初，红25军主力进入陕南境内。陕军2个团慌忙迎头堵截。结果，当红25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时即遭到守敌凭借九泉山的阻击。刘震所在的225团受命由九泉山东南侧实施正面攻击，1营攀登徒岩，担任一梯队，战斗到黑夜，全歼守敌。但激战中，1营政委牺牲，刘震被任命为该营政委。

　　红25军两战打垮了陕军的连续追堵，胜利完成了入陕的战略转移。但是刘震新官上任，就第一次负了伤。由于身负重伤，不能跟随部队转战，只好把他留下来了。但他决不离队，一个人忍痛挨饿沿途乞讨，经历了千辛万苦BWIN必赢，终于追上了部队，又回到了1营。

　　陕军尾追而来，4月9日，红军在陕南一个叫九间房的地方伏击敌军。在战斗中，刘震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结果一敌军官见一猛将冲上来，立即拨枪，刘震没来得及躲避，右颏被敌击伤，好在是不如的穿透力强，结果被几个牙齿抵挡，没有危及刘震的要害，只是却给他留了一个永久的伤痕，落下了一个“歪嘴子”，说话时嘴巴一歪一歪的。

　　1935年夏，红军路过漫川关附近时，正向荆紫关前进的敌陕军警备1旅也赶到。红军虚晃一枪，又来了几天急行军，在陕西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停下，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当陕军警1旅急急追来时，谁知掉入了红军早就准备好的“口袋子”，枪炮声一响，敌兵被突然的打击惊呆了，混乱了，有的滚下马，有的东奔西跑，寻找藏身之地，企图夺路而逃，也有的往山上冲……刘震率3连冲到半山腰时，迎头遇到一伙使用的家伙，战士们劈头盖顶就是一顿手榴弹，把他们压了下去，乘胜抓俘虏夺。

　　激战中，刘震看到散兵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敌兵，拼命往山下跑，急忙紧追而去。那家伙发现有人追击，就躲到河沟边一个大石头后面，然后回身频频射击。这样，两人枪来弹去，玩起了“捉迷藏”。可射来射去，刘震却出问题了，他的里只剩一发了，怎么办？他胆子大得很，眼睛一扫，趁着敌兵向枪里压的一刹那，“嗖，嗖”几个箭步蹿上去，一下子抓住他，就扭打起来，结果，一个拼死挣扎，一个则牢牢扭住不放。刘震尽管身材高大，不料这个敌兵也不是个弱者，在生死的扭打中，敌兵竟然慢慢别过枪来，“砰——”开了一枪，一发穿透了刘震的左臂。正当刘震全身无力、难以支持的紧急关头，营里的掌旗兵赶到，把旗杆下的铁旗脚对准敌兵的脑门狠狠地猛戳下去。敌兵嚎叫一声，掉落了，刘震获救了。

　　此战敌警备1旅被一举全歼，连旅长也被活捉了。刘震只身奋勇追歼逃敌的故事也在部队传开了。刘震又伤了手臂，不久就愈合了。这是他第三次负伤。

　　1935年9月，长征中的红25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与红26军、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红25军编为军团的75师，辖223团和225团。刘震任225团政委，年仅20岁，团长郎献民。

　　此时，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开始了，大军压境而来。为了打击南线孤立冒进之敌，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决定包围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在运动中歼敌，第一仗指向了劳山，战术又是“口袋阵”。75师负责扎“袋口”，待敌全部通过九沿山后，扎死“口袋”。

　　10月1日拂晓，敌110师从延安出动了。狡猾的敌人虽有防备，但却把红军设伏的地点“估错”了，当进入被伏击地时，还以为“出了龙潭虎穴”，放心大胆地将两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开进。结果，先头部队一到白土坡时，突然被堵住了前进之路。同时，红军骑兵团也出击，把他们的退路也断了，敌首尾受挫，遂向心靠拢。225团和其他伏击部队一齐从公路两侧山上猛烈冲击，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打得敌人乱成一团。

　　果然不出所料，敌107师619团4个营北上增援甘泉。趁来敌立足未稳，徐海东立即命81师243团围攻甘泉，主力自王家坪一带向道佐铺开进，逼近榆林桥。

　　10月25日拂晓，75师、78师乘晨雾同时由东西两面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攻占了周围所有高地。225团的任务是从河边隐蔽接敌，配合从山上往下的部队夹击榆林桥守敌。激战后，守敌大部被歼，唯有镇北敌团部和西头的敌军依托坚固的窑洞进行顽抗。

　　中午，军团长徐海东亲自指挥，刘震率1营为一个梯队，团长郎献民率2、3营为另一个梯队，攻打敌团部，但是这伙敌兵非常顽固，并且战斗力很强，225团几次猛冲都没有成功，顽敌的火力很猛，像雨点一样打来，团长郎献民亲自率领战士冲锋，全部壮烈牺牲，刘震也接着上阵，在猛打猛冲中，也负了重伤，但战士们并不罢休，仍继续勇猛地往前攻打。在干部们的带领下，1营战士最后搭人梯爬上了顽敌据守的窑顶，从烟囱口往下扔手榴弹，结果，炸得敌兵哭爹喊娘。激战至傍晚，顽敌被全歼。

　　劳山之战，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刘震又一次新官上任后负伤——这是他第四次负伤，也是在战场上最后一次负伤。1936年4月，红223团扩编为73师，刘震调任73师政委。

　　那是在“”中，他受尽集团和“”的。在一次批斗中，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造成终身残疾，以后一直不能系腰带。

　　1973年5月复职后，他调沈阳军区工作，有一次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视察，他的老部下任茂如私下问他：

　　11月26日，部队在河南方城县的独树镇附近遭敌“追剿队”突然袭击，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前卫部队发现敌人较迟，加之战士们的手指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以致迎敌不力，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正在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赶到前线，指挥部队就地抵抗。

　　刘震和连长带领1连在被敌兵占领的段庄、马庄的正面抢占了一个小山头，堵住敌兵，掩护部队突围。敌人连续冲击了四次，都被一一打退。在第五次反冲击时，连长英勇牺牲，吴焕先政委命令刘震代理连长，指挥作战。刘震当即向全连动员说：

　　“这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打进伏牛山和继续西进，也就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吴政委的命令，打退敌人的进攻。”

　　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反复冲杀，全连伤亡将近一半，只剩下40多个战士了，但还是始终坚守着阵地，决不后退一步。掩护任务完成后，他们奉命撤退，他说：“不能让一个伤员掉队丢下。”和战士们把全部伤员抬上。

　　在随后的转战中，刘震带头抬担架，连续抬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战士们戏称他为“担架连长”。刘震说：“这些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伤员，如果因跟不上队伍而长眠在深山老林，那就是指挥员的过错。”

　　由于淮上反顽斗争的失利，部队减员严重，士气低沉，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日、伪、顽、匪夹击之下，10旅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严峻。

　　在此状况下，10旅当面之敌——142师425团在地下党员、团长陈锐霆率领下受命举行起义。刘震奉命指挥28团和11旅32团前往接应，并乘机歼灭跟随425团行动的的第14游击纵队1支队牛肃久部。28团从火神庙进至大、小郭家以东地区隐蔽集结后，发动了主攻，与此同时，11旅32团断敌退路并阻援。下午4时许，28团3营和警卫连首先向小营集发起攻击，顽军毫无准备，仓皇逃至小郭家寨，28团随即把它们包围。晚上，28团1、2营又发起了攻击，顽军凭借寨围、外壕防守，两次进攻都没能奏效。

　　不久，刘震旅长来到28团指挥所，经过亲自勘察地形，决定将突破点选择在小郭家寨北面，其他方向为助攻，并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组织了30多人的突击队，限令必须在天明前歼灭该敌。

　　翌日1时许，他亲自到前线指挥，总攻发起后，突击队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接近敌寨，突然投出排子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瞬间，奋勇发起冲击，随即打开了突破口，冲入小郭家寨，2营主力也紧随突击队突入寨内，东西两侧助攻部队也相继攻入，经一个多小时激战，除支队长牛肃久等几十人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共毙、俘、伤敌700余人，缴获轻机枪11挺，长、短枪300支。

　　小郭家寨歼灭战，是10旅在淮上反顽斗争失利的情况下在津浦路西的最后一仗，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这次战斗中，突击队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后来425团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后又发生兵变，这支部队只剩下陈锐霆等10几个人。建国之初，刘震为东北空军司令员时，陈锐霆为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两人都是我军新型兵种的青年将领。这是后线旅将士集结在洪泽湖以东运河南岸，待命抢渡运河，准备前去淮海区创建根据地。可是，运河两岸连一只小船都没有，对岸王光夏部重兵防守着。深秋之夜，河水急湍，月色昏暗，刘震来到岸边，看了看，说：“还是用老办法，用突击队上！”

　　随即，他命令一面组织好渡河的木排准备搭桥，一面挑选渡河突击队员，说：“突击队由向平和陈角榆负责。”

　　向平和陈角榆是他最倚重的战将，很快他们挑选了一些会游泳的士兵和干部，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渡河突击队。渡河前，刘旅长亲自向对突击队作动员，说：

　　“你们是英雄的渡河突击队员，要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抢渡大渡河的30名英雄，要像他们一样不怕牺牲、奋勇前进，消灭运河北岸之敌，完成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伟大任务……”

　　他的动员声音很大，铿锵有力，勇士们很受鼓舞。随即，向平带上了一挺轻机枪架在木排上，信号弹发出了，突击队开始下水抢渡，对面敌人发现10旅抢渡，一排排的枪弹扫射过来，但是，突击队都是10旅的精兵，个个勇不可挡，冒着密集的炮火在水中浮游着前进，很快就冲上了岸，然后，猛打猛冲，守敌溃退，突击队随即占领了运河北岸阵地，后续大军立即汹涌而来。

　　1942年冬，日、伪、顽和地主还乡团大举向淮海区根据地“扫荡”，刘震率部巧妙地兵分两路提前转移，让敌兵扑了一个空。但日伪随即在淮海区各地建立蜘蛛网式的据点，“实行包干”，“分片扫荡”。各个据点很近，白天互相能看到炮楼，刘震他们攻打一个据点，其他据点的炮楼立即“四方出击”来援助，因此，他们白天行动十分困难，只好采取夜间行动。可在夜间又有问题了，老百姓家养了不少的狗，他们一来狗就乱叫，据点鬼子听到狗叫又乱打枪、乱开炮。因此，淮海区形势十分紧张。

　　于是，刘震将主力地方化，成立12个小团，与各个县的警卫团、县大队“混”在一起，在全区搞“拆开打”运动，所谓“拆开打”就是动员各区老百姓自己起来拆瓦房，把砖头、木料分散藏起来，使得敌兵修据点、炮楼因无原料，修建速度减慢。再就是动员老百姓自己“打狗”，庄村里无狗了，部队行动就方便，因为听不到狗叫，战士们就是走到炮楼跟前，鬼子伪军还不知，突然枪炮一响，其他炮楼听到枪炮声一来“增援”，人马还没到，炮楼就已经被解决了。另外，战士们把那些打死的狗全拖到鬼子的据点周围，摆成一个个“臭狗阵”。

　　这些措施很生效，使敌人无砖头、无木料修炮楼。把打死的狗拖往敌人据点附近，三五天后，狗就开始腐烂发臭，熏得据点鬼子受不了，有的熏得放弃据点逃跑。

　　很快，刘震在淮海区打开了局面，一支3000人的队伍发展到了15000人的大部队。对此，战士们说：“刘旅长的软刀子线战士们要把“带到旅部去做饭”

　　1941年7月，刘震率新四军4师10旅抵达安徽蒙城县涡河边的龙亢镇后，突然，接到上级电报称：“胡服同志由延安到苏北，途经你部，必须派可靠部队接送，确保安全。”

　　警卫连立即出发了。战士们听说要接一个“伙夫”，边跑边议论说：“接一个伙夫要用一个连，这个伙夫一定是做的饭菜特别好吃。”

　　可是，他们到交接点一看，更是吓了一大跳：赫！这“伙夫”的气派还线个人全都骑着马还不说，还都是身佩的，在他身后跟随一个全背驳壳枪的警卫班，5匹牲口驮着书箱，还有一个步兵连护送，这架势比他们师长还都神气，别说是旅长了！这时战士们吓得个个吐吐舌：“这伙夫可真不简直啊！”

　　结果，他们别说叫他来给自己做顿饭菜吃，路上连话都不敢多说了，一个个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护送上，生怕出什么差错儿。“伙夫”被接到旅部驻地龙亢镇时，他们才松了口气，谁知此时刘震等旅干部全都亲自接迎，把他待为上宾。而这位“大厨子”也没露露手艺，旅部炊事班还专门派人外出买菜来款待他。这位“伙夫”在旅部休息几日之后启程东去。

　　这下在10旅传开了，新四军来个位“天大级”的大厨师，官职似乎比4师师长黄克诚还大。越是神秘，人们越想弄个明白。一天警卫连长趁着旅长没事时，靠了上去问道：“旅长，你那天派我们去接来的伙夫到底是谁？架子这么大。”

　　“架子不大，怎么这么多人护送？一个厨子还挑着好几担的书？来到我们旅，他没下一天厨房，你还陪了他好几天，哪有这么派头的伙夫！”

　　此时，刘震听明白了，哈哈大笑，说：“什么伙夫呀？他叫胡服，就是党中央派到我们新四军军部当政委的同志。”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3师在黄克诚、刘震等率领下挺进东北，1946年9月，3师（欠7旅）改编为东北联军第2纵队，副师长刘震升任司令员，部主任吴法宪为政委，下辖4、5、6师。刘震连续出奇制胜，指挥部队打了几个漂亮的战役，使2纵名声大振，号称“东北猛虎军”。

　　1947年1月，蒋介石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南满进犯，东北联军发动了三下江南战役。一下江南时，5师为总部战役预备队，由于天气奇寒，迫使敌人放弃对南满进攻后即结束战役，5师没有什么战绩；二下江南时，2纵在米沙子、布海一带打援，只是4师10团一个连毙伤敌150人，5师又没什么作为；3月8日，三下江南战役发动，总部命令5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1纵消灭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敌。第二日，钟伟率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

　　他们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时，忽然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敌71军87师262团两个营。

　　钟伟说完，一面向纵队司令员刘震报告了情况，一面组织部队进攻。随即，他一声令下，14团1营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200多人。这下把“好战分子”钟伟乐得嘿嘿笑。可是，接着，2营对王奎店连攻数次，却一直没有攻下。

　　哪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和88师264团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钟伟率部继续追着打。在激战中，总部又来电报，催促钟伟执行总部意图。

　　可是，接着15团连冲四次都未成功。这时，敌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总部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

　　他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总部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1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

　　由于5师在靠山屯的行动，吸引了敌88师主力和87师分由德惠、农安前来增援，这就给北满我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创立了机会。刘震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部，于是总部断然改变原定计划，令1纵插至农安以东、德惠以西地区，截断敌军退路；2纵另两个师负责阻击援敌，保障5师歼灭靠山屯之敌。结果，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本来是2纵配合1纵，现在却把1纵调过来配合5师了，并且2纵的主力也被总部调过来了。这一仗歼敌88师大部，重创87师，三下江南胜利结束，扭转了整个东北战局，蒋军从此由攻势转为守势。

　　在东北大军中，很多将领怕，但是，这次2纵的师长钟伟三次违抗他的命令，并且打了一个大胜仗，战后获得了嘉奖，后来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钟伟也因此声名大噪。

　　其实，钟伟号称“好战分子”，他是刘震手下一员悍将，他之所以胆大包天，除了他的个性之外，也无不与刘震这位“老领导”有着莫大的关系。

　　钟伟本来是鄂豫挺进支队的团政委，会打仗但是个性极强。在抗战初期，他鄂豫挺进支队当政委时与几任团长都脾气不合，最后一气之下，就带着老婆、孩子和警卫班离队而走。两个月后，他携妻带子一行人历尽艰辛在苏北找到了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3师。3师师长黄克诚是他的同乡，又是老上级，派他在刘震为旅长的10旅当28团团长。从此，他就与刘震共事多年。1945年8月，3师10旅、师特务团和地方武装攻打苏北重镇淮阴城时，28团为主攻。淮阴城垣高达一丈多，厚实坚固，护城河水又深又臭，铁丝网下还埋了磨尖发亮的大铁钉，伪军师长潘干臣盘踞淮阴城达6年之久，师特务团攻打了好几次都没有冲进城去。刘震正在苦思破城之策时，已是副旅长的钟伟说：“旅长你去休息吧，给我3天时间，保准把淮阴城墙给打下来。”

　　随后，钟伟叫7连连长带人花两天时间挖了两条地道，一条通护城河，战斗打响前把它的臭水全放了；一条直通到城门的碉堡下，装上一颗威力比1500斤还强千磅航空炸弹。第3天下午，淮阴城东门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航空炸弹“轰”地爆炸了，城墙和碉堡被炸开了一道20多米的长口子，就在蘑菇状火团直上云空，泥土和石块还没有从空中落到地面时，钟伟率领28团像旋风一样向炸裂的城墙缺口卷去，5分钟后，就攻进了城内。28团一举突入城内，把伪军吓呆了，伪军师长潘干臣正在打电线连连长张昌义就率领战士们冲进来了，一枪把就把这个大汉奸砸死了。这次战斗前后才一个小时，歼敌一万多人，新四军军长陈毅专门发电报庆贺。

　　此战后，刘震升任3师副师长，钟伟则“接”他的“班”升为10旅旅长。因此，靠山屯一战后，有人说：“钟伟竟敢违抗林总的命令，这大胆子与平时刘司令员的‘放手不管’有关。”

　　总部的作战部署是2纵协同l纵从西线进行侧击，向长春、四平间敌新1军和71军接合部进攻，首先以远距离奔袭，包围敌孤立据点，吸引敌军来援并乘机歼灭，尔后向四平南侧攻击前进。接到指示后，刘震率前卫4师及纵队骑兵侦察大队走在前边，在路上，他派出骑兵侦察大队抓俘虏，以查明敌情。他们正好在双城堡与驻敌骑兵2师3团相遇，经激战一小时，抓到敌骑兵2师3团团长等19名俘虏。经审问得知，怀德有蒋介石新1军30师90团和保安17团及骑兵2师一部5000多兵力。

　　怀德位于长春至沈阳铁路西侧，离长春约50公里，距四平约100公里，是长春、四平间铁路西侧的屏障，且有公路通往长春、长岭及四平、沈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震一听怀德守敌孤立、兵力较少，心想打他们立即可以调动长春、四平的守敌出援，这就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主力，于是，他立即建议总部以2纵主力从伏龙泉、双城堡奔袭怀德，速歼守敌。

　　为了抓住战机，在等待回电的同时，他就下令4师、6师轻装疾进，奔袭怀德，当夜，两个师强行军120里，拂晓前赶到了怀德。

　　在部队到达怀德时，刘震司令员也出现在怀德，天一亮，他立即带师团干部到敌阵地前沿勘察地形。怀德城设有环城外壕，壕外密布铁丝网、鹿砦、地雷场，且有许多明碉暗堡，易守难攻。他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后，说：“选定城西南角为主突方向。”随后，他向总部报告后，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详细阐述了作战方案，下达了作战任务。

　　这是刘震大胆和出奇的一仗。他们先要吃掉新1军90团、保安17团和骑2师，再来打来援的71军。怀德战斗是夏季攻势的头一仗，这一仗意义重大。打好了会使全局都活起来。因此，刘震决定首战必胜。

　　“敌新1军88师先头部队正向我疾进，闯到大黑林子以北，与我前哨部队接上了火。敌人自恃兵力雄厚和美式装备，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坦克掩护，来势很凶。”

　　此时，长春增援之敌也被兄弟部队阻击于怀德北之龙王庙、于家窜棚一线里堡与怀德之间。敌军来援如此之快，出乎刘震的意料。是先攻城，还是先打援敌，怎样才能不打夹生仗呢?眼看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迫在眉睫，急需当机立断!刘震沉着冷静，决定先打怀德守敌，后打黑林子援敌。

　　黄昏时分，总攻开始了。猛烈炮火摧毁了怀德突破地段的城防工事，攻城队步兵乘势冲击．步炮密切协同，向纵深推进。为迅速分割敌人防御体系，各个击破，4师、6师集中主力向城墙内东北方向穿插迂回，发展进攻，敌防御体系被我逐街逐巷击破。激战大半夜，怀德守敌大部被歼，只剩敌团长项殿元率400余人退守城东北角一烧锅院内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两次进攻都没奏效。刘震司令员决定暂停进攻。

　　第3日上午，歼灭残敌的战斗继续展开。在猛烈炮火支援下，4、6师从四面发起冲击，直捣敌团部。经两小时激战，守敌大部被歼，残敌200余人向东逃窜，但是随即被2纵正面堵截部队歼灭。这一仗实现了刘震司令员“放开手脚狠狠打，一个不漏地歼灭敌人”的战前诺言。

　　在怀德战斗即将进入尾声时，他立即命令ll团和纵队炮团迅速向5师方向靠拢，归5师统一指挥。钟伟立即以小部兵力留在二十里堡拖住敌人，率领主力和11团及纵队炮团沿二十里堡至大黑林子公路西侧快速迂回到大黑林子镇，一下切断了敌援军71军88师、87师的退路。4、6师除留部分兵力继续进攻怀德残敌外，主力也向大黑林子方向迂回，从四面包围71军88师、87师。

　　为防敌南逃，刘震司令员也从怀德赶往大黑林子镇，然后下令5师主力和11团从南向北出击，4师、6师向西南和西北突击，前来协同作战的1纵从东北向西南方向突击。这样。2纵和1纵在纵横几十公里的地段上与敌王牌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歼战。整个战场上，杀声、枪声、炮声震耳欲聋，各参战部队密切协同，大胆穿插分割，敌王牌军两个师遭沉重打击后，多方突围不成，军心涣散，不是缴械投降，就是被歼灭，结果，敌71军88师全部、87师主力和71军军部被歼，71军参谋长冯宗毅和38师师长韩增栋都被击毙，5000多人做了俘虏。

　　怀德、大黑林子两战，2纵共歼敌1万余人。在两战中，刘震仗越打越好，罗荣桓说：“2纵打出了军威！”

　　在黑土地的较量中，蒋介石在东北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杜聿明累出了病，也没阻住东北联军的犀利进攻，在夏季攻势中，他经过两个月的折腾，彻底拖垮了身体，离开沈阳前去“就医”。1947年8月初，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来到东北，全权指挥东北大军。

　　怀德攻坚战后，2纵进到四平地区。长春、四平敌军龟缩到城内，没有战机可抓，一天，刘震了解到昌图守敌是新1军30师。为再次抓住战机，他又率领2纵主力日夜兼程，远距离奔袭昌图。

　　新1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军长孙立人被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誉为“东方隆美尔”。此人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保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攻读。1942年4月，他率新38师在缅甸仁安羌击溃日军，救出被围、行将覆灭的英军第1师，被英国女王请到英国伦敦，亲自授予大英帝国自由勋章。就是这位声名显赫的新1军军长，从1945年11月始，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率领新1军追击刚入东北的新四军3师，由此，两军结成了冤家对头。两军从山海关打到四平街、长春、德惠，但是，一路上都是新1军逞威风，孙立人的气焰十分嚣张。

　　在东北，蒋军以新1军为核心部署，“”只要一触动新1军，蒋军其他各部就会自动向它靠拢，维护新1军不受损失；蒋介石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下令：“空军一得知新1军驻地有战斗，不需参谋总部命令，就可主动派飞机支援掩护。”就因为这，东北联军各部都以能打败新1军为荣，并且，战士们还编出了一首歌，其中两句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以前，3师只能以局部优势的兵力，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新1军一部，打了就跑。这一次，刘震说：“2纵要和它较个真了。”干部战士都憋足了气，决心这次一定要吃了这棵“白菜心”。

　　这一天是中秋节，战士们披着明媚的月光，在入秋后首场瑞雪的掩护下，未经炮火准备，就由4师打援，5师、6师攻击，两个师主力直冲城内。经四个小时激战，歼新1军30师一个团，俘敌8000。不等敌军反应过来，刘震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四平南的大洼，经过一夜激战，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新1军50师的150团。150团是新1军中的王牌。团长王耀云是军中有名的“英雄”。但是，这回“英雄”却在战斗中毙倒在2纵战士的枪口下，做了蒋介石的屈死鬼。

　　图昌之战，2纵接连歼灭新1军两个整团，消灭了它全部兵力的九分之二。2纵上下笑得合不拢嘴巴，说：

　　2纵歼灭新1军的王牌150团，其意义不在于打死一个王牌团长，也不在于歼敌一两个团的兵力，而是歼灭了敌人王牌军中的王牌，这场掏心战表明东北联军能打硬仗、恶仗。这一仗成为了敌我战斗力降升的重要标志。于是，这次战斗，引起了双方高层的重视。据传，在南京的美事顾问团专门为此召开了三场“研讨会”。

　　1947年12月初，东北联军的冬季攻势开始。总部拟围攻法库敌暂62师，以打击铁岭来援之敌。

　　陈诚慌忙命令新6军22师全部出援法库。但22师在路上遭到2纵5个团阻击，受到击溃性的打击。敌发觉刘震主力在这一带集结，遂将22师调回。

　　刘震亲自去勘察法库地形，发现周围的有利地形都已被敌军占领，战斗需要7-10天，而一打法库敌援军将会迅速增援，而法库已无打援战场。于是，他向总部报告，建议暂不打法库，改攻彰武，总部批准了他的建议，命令刘震统一指挥2纵与7纵一起打彰武。

　　彰武城是沈阳西北的一个突出的敌据点，是辽西走廊西北侧军事重镇。守敌为49军79师约1万人，该城四周设防，砖城墙上有坚固的碉堡，城墙外有宽7米深两米的外壕，壕外还有鹿砦、铁丝网、地雷场等障碍地段。城郊有许多山包、高地，有的叫坨子，地势险要，且都建有坚固设防的据点，火力相互交叉，可谓是层层设防。

　　12月22日，2纵主力进至彰武城附近。各部队先后展开外围作战，经5天连续战斗，将敌外围据点全部肃清。

　　28日7时30分，总攻开始，强大炮火将敌大部城防工事摧毁，在城东南的主攻方向主攻地段上打开了30米宽的大口子，5师主攻的14团迅速突进了城内，13团紧随其后，6师16、17团也趁势由南关突破敌防御阵地，接连打垮敌人反击。这次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仅用5个小时，全歼守敌9000。

　　这是东北联军首次在炮纵配合下在白天进行的攻坚战，速战速决，是一次高水平的攻坚战，结果，党中央特来电嘉奖：“庆祝你们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彰武之战后．为诱敌来援，扩大战果，刘震继续以部分兵力南下，捕捉分散孤立之敌，结果，陈诚说：“主力已分散、休整，抓紧战机！”急调15个师的兵力“保卫沈阳”，以解法库之围。谁知这就为东北联军在运动中歼灭他们造成了有利时机，总部立即决定集中主力歼灭由新民出犯之敌新5军，即令2纵、炮纵由彰武疾进公主屯西南，协同兄弟纵队包围公主屯之敌。2纵一到公主屯，迅速调整部署，将敌新5军军长陈林达及残敌数千人包围于前闻家台。

　　10天后，2纵在炮纵配合下对敌发起总攻，60多门大炮齐发50分钟，把敌打得乱作一团。5师13团由西南主攻，迅猛冲入敌群展开激战。14团从北面围攻，15团和6师18团等在东面堵敌，只一个多小时即全歼该敌。2纵俘虏敌新5军军长陈林达等4242人，毙敌9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之敌完全陷入被动之中，只能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的大中城市。果断做出决定：包围长春，主力南下先打锦州。但是，却顾虑重重，迟迟下不了南下决心，受到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9月3日，决定南下打锦州。

　　义县是锦州以北要地，是南下攻锦部队特别是炮纵主力、坦克部队和后勤供应的铁路运输必经之地。欲攻锦州．必须先攻克义县，才能打开锦州北大门。确定2纵5师配合韩先楚为司令员的3纵攻打义县，2纵主力到黑山大虎山，阻击沈阳之敌向锦州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打义县，5师又被指定为两支主攻部队之一。临行前，刘震特意把5师师长吴国璋、政委石瑛叫来说：“这一次一定要打出2纵的威风来，搞好协同作战。要不惜一切，死打硬拼，无论多大伤亡，要冲进去！”

　　师长吴国璋也是一位年轻的猛将，随后，他在向团长们分派任务时说：“你14团和15团要开不了口子，你13团和10团就给我上！谁有本事，谁是英雄好汉，谁就往里打！”

　　在对义县发起总攻后，5师13团只用3分钟即扫清城外5道障碍，然后向城内突击。团长张峰、政委朱嗣龄率尖刀连登上城墙后，指挥部队打敌反击。13团突破后，14团、15团相继冲入城内投入纵深战斗。结果，冲在最前面的13团勇猛迅速地打掉了敌师部和以12门榴弹炮火力组成的炮兵阵地，活捉了师长、副师长。14团从城西南一直攻到城西北；15团占领西关后，从内向外攻击，迅速肃清西门外残存的外围据点。整个战斗只用于3小时40分即全残了义县万余守敌，其中5师歼敌4300余人，一举扫清锦州敌人最重要的外围据点。此战为锦州攻坚战提供了经验。战后，罗荣桓政委说：“强将手下无弱兵。”

　　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中关键一仗。锦州守敌范汉杰部有10万余人，敌以原中正路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域，防御重点在北山和城西北部。锦州城四周有高4米宽2米的城墙，沿墙每50米有一钢筋水泥碉堡或木质结构火力发射点；城外有深3米宽5米的护城壕，壕内外均设有各种障碍。城外筑有很多坚固据点．城西北2纵突破地段内就有黑山“团管区”、合成燃料厂、十二亩地等据点，城内不少地方都有明暗火力点，街道上的交通要道也挖成了交通壕，十字、丁字路口还建立了碉堡，真可谓是“固若金汤”，敌人自称为“小马奇诺防线”。

　　刘震率部到达锦州北部地带后，先察看地形，然后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经会议研究决定，2纵的突破任务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夺取外围据点，逼近城下；第二步是攻城突破；第三步是纵深战斗。并决定4师、6师肃清外围，5师担任突破任务。

　　14日10时，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各突破口发起全线总攻。刘震亲自指挥配属的炮纵两个团和2纵炮兵团实施炮火攻击，并令配属的坦克适时进入指定地域待机。50分钟后，步兵发起攻击，15团是突破锦州的尖刀团，3营是尖刀团的尖刀营，1连和9连担任全营的开路任务，他们爆破着铁丝网和梅花桩，坦克营也出动了，尖刀连8连像离弦的箭，沿着交通壕冲去。但是他们离城墙还有两三丈远时，却被敌人利用铁路路基筑起的第二道工事阻住了。接着，一个连的敌人扑上来，想把8连反击下去。

　　冲锋枪呼啸着，钢盔和船形帽下一张张变形的脸狰狞可怖。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敌人被一批，后面的又涌上来。8连伤亡接二连三，敌人突然又发起了冲锋。就在这时，一个战士飞身跃起，顺势甩过去一根爆破筒，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一个班的敌人被炸飞了。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

　　这个战士叫梁士英，是吉林扶余县三贫河人，父亲因为地主装仓累得而死，媳妇生孩子时得了病连人带孩子一起死去。他没有钱买棺材，用媳妇过门时陪送的一口炕柜装殓了妻儿。为了逃避村里摊派去当兵，他带着亲娘和弟弟逃到舅舅家，在黄家窝棚扛活。1945年八路军来到东北后，他偷偷地拿着舅舅的图章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以后因为作战勇敢，入了党，在攻打昌图和彰武战斗中，他立过功。

　　这一次，他一个爆破在关键时刻把敌人打退，8连立即又越过路基向前冲去。突然，西边一座地堡里两挺重机枪又打响了，喷出火舌，把整个突击部队压得动弹不得，几个突击战士冲上路基，又被打了下来。战士们睁着眼睛怒视着敌人的地堡，恨不得一下子把它炸个粉碎。

　　说罢，他脱下棉衣，提起捆在一起的两根爆破筒，揣上两颗手榴弹，紧贴着地面向前爬去。飞蝗般地扫射，路基上尘土飞扬，但是，他居然爬上去了。然后，他躲在射击死角里，侧着身子，朝地堡扔上两颗手榴弹，趁着烟雾，一个纵身跃上土坎，到达了地堡前，将爆破筒塞进正在喷吐火舌的射击孔。

　　在他正要跳开时，爆破筒被从地堡里推了出来，掉在地上“哧哧”冒烟。他抓起来塞进去，刚要松手，又被推出一尺多长。这时，梁士英双手按住爆破筒，将身子死死地顶着被敌人推出一截的爆破筒。

　　5师尖刀营仅用了17分钟就冲进突破口，伤亡不大，迅速向左右扩大战果，撕大突破口，浩浩荡荡地冲入了锦州城。

　　攻克锦州后，东北蒋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随后，东北野战军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秘密地在黑山、大虎山以西及西北地区布下天罗地网。各路部队经两日一夜的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

　　廖耀湘兵团被歼后，蒋军东北老巢——沈阳危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匆忙乘飞机逃跑，由敌第8兵团中将司令周福成统一指挥沈阳残敌约14万人，妄图继续顽抗。

　　11月1日拂晓，2纵向沈阳发起总攻击。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周福成的防线很快被突破，各路部队迅速拥入沈阳的大街小巷，蒋军再也不抵抗了，只一味地夺路逃跑。这时，来了命令：2纵和1纵为主攻，从西郊和西北部突破，由刘震统一指挥。

　　刘震一接到命令，心想沈阳残敌虽为数不少，但已成惊弓之鸟，军心动摇，士无斗志，说：“歼灭这样的敌人，各路主力部队到齐后再发起攻击？”立即下令：

　　这时，2纵各部队已经在城内闹翻了天，1纵一加入进去，很快，沈阳战斗结束，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此战2纵歼敌31万余名，俘敌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级军官18名，缴获各种物资辎重甚多。

　　刘震是员猛将，他最会带兵，他的手下说：“什么部队在刘司令手里都能打造成主力，成为战场上的猛虎。”但是，他带兵打仗却十分的怪异，有时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手下都会觉得惊讶不已。

　　2纵6师的17团，原是1945年才组建的淮海军区新2团，在1947年5月夏季攻势时，它正好才“两岁”，几乎还是个“小娃娃”。在开始几战中，它确实“很稚嫩”。

　　这个团组建时，3个老连队1连、3连、4连是从淮海军区4支队的3个团各调一个建制连为基础组建的，1连在配合兄弟部队打淮阴县城时担任主攻，因协同不好伤亡过半；3连因干部没配好也出了问题。刚进东北时，4、5连在新立屯担任警戒任务，也因警惕性不高被敌一个团包围，经过反复冲杀，虽然突围出来，但大部分牺牲，剩存少数人。这个团的情况引起纵队司令员刘震的注意。为了使这个团改变面貌，他调整了干部，补充了兵员，改变了装备，在三下江南时，他让他们“锻炼了一下”，打了几个小胜仗，这样部队情绪才稍稍有了提高。

　　蔡永被派来担任该团团长。他决心带好这支部队。夏季攻势前，几个团领导正打算在战斗中争取打个翻身仗时，结果却听到从兄弟部队传来这样的顺口溜：“16团打，18团看，17团吃干饭。”这些话对蔡永和战士们“刺激很大”，蔡团长说：“但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没领导好，部队战斗力没上去。”

　　随即，怀德攻坚战就要打响了，17团住在城西，刘震司令员组织师长、团长看地形，在研究任务时，蔡永对司令员说：“我们团请求担任主攻任务。”

　　17团终究是个“末流团”，打主攻弄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战役，谁知刘司令员竟然看都没看他，就果断地说：“好哇，我批准了你的请求。”

　　消息一出，2纵各团几乎炸锅了，有的说：“让17团去主攻，这还不砸锅？”会后，刘震亲自与蔡永谈线团砸不了锅，并且还一定能打好主攻！”

　　蔡永回到团里后，传达了任务和刘司令的指示，大家都很兴奋，表示坚决打好这一仗。按照刘震司令的吩咐，蔡永认真选择尖刀连，以l营为一梯队，全团最好的连——1连为尖刀连；2、3营为2梯队，团警卫连为预备队；3营7连位于1连左侧，担任助攻；团指挥所随1营跟进。

　　总攻开始后，1连果不负众望，首先突破成功，并胜利向纵深发展，1营2营也先后投入战斗，结果，“末流团”越打越强，纵深战斗发展顺利。可正在他们打得起劲时，突然接到刘司令命令：“各攻击部队放慢攻击速度，其目的是拖住援兵。”蔡永只好下令部队“慢打慢冲”，在拂晓前，他们还是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随后打到了关帝庙敌团长项殿元指挥所，在炮火支援下，部队用炸开院墙，冲入院内，首先击毙项殿元，全歼守敌。

　　17团首次参加攻坚战，并且是主攻，不仅得到了锻炼，战士们也“尝到了甜头”，俘敌千余，缴获甚多，自己伤亡较少，因此部队战斗情绪立即高涨起来。

　　此后在攻打昌图战斗中，蔡永再次向刘司令请求担任主攻任务，说：“打怀德刚尝到点甜头，为了锻炼17团的作战能力，我们再次请求担任主攻任务。”

　　结果，刘司令又同意了。他在明确任务时说，5师以两个团从城西北突破沿小河北向东发展，6师18团、17团从东南突破沿小河以南向西发展，18团在右，17团在左，总攻时间6月1日晚20时，炮火准备后，延伸射击时发起总攻。

　　蔡永回到团部后，把营长、连长全召集起来说：“这次任务是再次请求来的，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如果打坏了，那就辜负了刘司令的期望和重托。”为慎重起见，他这一次布置兵力和任务时，反反复复地进行考虑，然后才分配下去。总攻开始，炮火延伸，尖刀连迅速突破了敌人城防，顺利向纵深发展，团指进到城内指挥，这次17团所有部队全参战，战斗由于布置得当，打得比上次还顺利，最后，各个连队都笑哈哈的，说：“俘虏兵太多了！”而尖刀1连就活捉敌总指挥、副师长邹麟以下400多人。

　　这次昌图攻坚战，17团打得很好，实现了打翻身仗的决心，全团上下缴获的武器装备很多，全是美械化。

　　以后，在配合1纵攻打四平时，17团在泉关担负阵地防御，第一日，敌52军集中约四五个营，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连续5次向17团冲击，均被击退，弃尸500余具，毁坦克8辆。第2日，敌再次集中约2个团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17团进攻，先后3次均被击退，弃尸300余具，毁坦克3辆，晚上才奉命转移。这次防御战，他们又“打得很好”，4连还获得了纵队授予的“沉着顽强”军旗奖。

　　在夏季攻势4仗中，17团打了3仗。战后，刘震看见蔡永，说：“17团这次打出来了。”从此，17团也成为主力团，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它打了不少的硬仗，成为该师的王牌团。而全团越打越强后，上下都说：

　　1949年1月，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了，由2纵改编的39军和38军担任主攻。在这次战斗中，刘震军长又来了一次奇怪的指挥。

　　14日深夜，颜文斌率115师的345团连续攻克了天津城内的3个敌据点，又包围了寿丰面粉公司。此时敌师长梁铁豹率一个师部和两个团龟缩在一座5层大楼内负隅顽抗，345团连攻了两次都没拿下来，并且由于连续激战，伤亡较重，因此团长颜文斌打电话向师部请求增援。不料，接电话的却是刘震军长。他问：“你是颜文斌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谁知一会儿152师一位副师长率领一个团跑步赶来了。他还带来了刘军长写给颜文斌的一封亲笔信。颜团长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然而，刘军长口气很果断地说：“我叫你指挥，你就指挥。就这么定了！”说罢，他没容颜文斌再说什么，就撂下了电话。这时，副师长在一旁说：

　　“颜团长，刘军长的条子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根本就没必要打电话。你放心大胆地指挥吧，我保证服从命令。”

　　结果，上下级就颠倒了，颜文斌团长指挥副师长，他说：“副师长，我命令你率团插向东南，狙歼从面粉公司逃窜之敌。”

　　副师长受命而去，颜文斌又下令345团集中全团，爆破面粉公司大楼。结果，副师长在侧面阻敌，345团在正面炸，在凌晨1点钟时爆破成功，面粉公司5层大楼被炸塌。惊慌失措的残敌纷纷向东南方向逃窜，被副师长率部堵住，生俘敌师长以下三四千人。345团也俘虏敌两三千人，两个团共俘敌7000余人。

　　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而刘军长破常规做决断，不拘一格用人的做法又在全军传为佳话。战后，四野总参谋长刘亚楼听说此事后，批评说：“你让团长指挥副师长，影响不太好吧。”

　　刘震笑着说：“我这样安排是有考虑的。第一，颜文斌是位老团长有指挥经验，第二，他已在天津打了3个据点，情况熟悉，第三，这个部队是一支新部队，需要有指挥经验又熟悉情况的指挥员指挥，因此，从战役全局考虑，我决定由他指挥。”

　　颜文斌一个团长竟然指挥了副师长，后来高兴地说：“刘军长高超的用兵之道和精湛的指挥艺术，将永炳军史，光耀千秋。”

　　刘震在军中有“潇洒将军”的美誉，这除了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外，还与他爱打扮、爱新奇、敬爱妻子分不开。在东北战场上，钟伟有“好战分子”的绰号，韩先楚有“旋风司令”的绰号，而他因为这“三爱”得了个“洋司令”的绰号。

　　刘震人长得高大，英俊伟岸，又风度翩翩。他在东北部队中有“洋司令”的美名，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爱打扮”，他平时穿着时髦，“洋里洋气”。

　　在东北征战几年中，只要不打仗，刘震不是西装革履，就是穿着洋气的夹克衣，有时还穿着自制的笔挺的吊带裤，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因此，有人说，刘震是东北各纵队青年将领中领风气之先的时髦人物。

　　刘震常常这么一副洋打扮，不知情的人还都以为他是什么老华侨，或者至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呢！可是，人们一打听，他却既不是什么华侨，也没留过学，就连国境线什么样都没见过，他的老家在湖北孝感一个叫刘家嘴的穷山沟里，他不仅出身贫寒，而且还种过田，放过牛，当过雇工，学过木匠，砍过柴卖。一个“穷小子出身”的刘震，怎么会有副洋派头呢？

　　1931年秋天，刘震在老家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在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当特务员。4大队干的是专门“抓案子”的事儿。所谓“抓案子”，就是绑票、抓地主做人质，然后要求他们的家眷拿金银财宝来赎人，以此他们打得财物上缴部队做后勤经费。因为他们打的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因此除了金银外，还缴获过来自法国巴黎的礼帽、美国华盛顿的胶鞋、英国的“红雪”牌香烟，“什么世面都见过”。由此，这穷小子也养成了对“名牌”的嗜好。1937年，他在八路军688团当政委的，一天，竟然请假去太原，回来时几乎是满载而归，带回手表一只、钢笔一支、日本相机一个。旅长徐海东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曾指着他的鼻子骂：“刘震！你乱花钱，大手大脚！”

　　4大队后来改编为红25军团。虽然当特务员的不止刘震一人，为什么偏偏他成为了“好打扮一族”呢？

　　刘震身为一员战将，这爱打扮的嗜好源自于他长征路上的一次遭遇。长征出发前，全连战士好赖都穿上了棉衣，唯独当连指导员他还是单衣单裤的，后来实在冷得不行了，他才把一件谁也不愿穿的“财主颇”的花缎棉袄穿上，因为紧巴巴地实在难看，他又找来一件灰布长衫罩在外面，以防同志们取笑。然而，这个难以遮掩的秘密还是被人识破，在行军路上，大家都挤眉弄眼，把这当作活跃情绪的笑料，每当军领导走了过来，就有人猛不防地把他那件灰布长衫往上起一撩，露出红艳艳的花棉袄，结果引起一阵阵哄笑。这弄得他面红耳赤的，急不得也恼不得，有心脱去又挨冻，实在是无可奈何。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户人家，他索性脱给这户穷得难以出门的农家大嫂，换得一块纳着补丁的“口袋片儿”，披在肩头御寒。从此，才结束了那么一种开心不尽的玩笑。

　　谁知这一路上的玩笑却养成他爱打扮的习惯，以后，戎马倥偬，他从来不穿破衣衫，生怕别人笑话他。就是在那没吃没喝的艰苦岁月，他对穿着打扮仍是一点也不含糊，补丁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折得一点褶皱都没有，凡是有补丁的地方，都缝得方方正正。当条件好起来后，他更讲究穿着了。

　　到达东北后，哈尔滨是我军驻守的第一大城市，刚刚30岁的他也“神气”起来了，戴手表，穿西装，住在大洋楼里，甚至居然还学着外国人的样子吃起了西餐。他打仗上前线个把半个月后一回哈尔滨开会，只要有空，就西装革履，跳舞、打猎、照相样样都来。因此，终于赢得了一个“洋司令”的绰号。

　　刘震的妻子叫李玲，也和他一样高高大大的，人长得很漂亮，也是个“老”了。他们于1939年在344旅时认识。当时李玲刚从延安女子大学毕业，先是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后经过的争取，几十名女大学生调往新四军，可在途经冀鲁豫时与344旅相遇，被杨得志“强行截留”了几个，其中李玲就是一个。此时，刘震是344旅独立团当团长，344旅改编为冀鲁豫支队后，李玲到支队随营学校任文化教员，于是和任1大队大队长的刘震相识了。在整训、行军的间隙，他们一起聊天、谈话，渐渐，李玲就爱了年轻英俊又善战的刘震。打仗分开后，刘震也展纸拿笔给李玲写信，一来二往，两年后经组织批准于1941年4月结婚了。

　　刘震从小就没母亲，参加后长期忙于行军作战，戎马倥偬，基本上是没有过什么异性的关爱。婚后，李玲在生活上关心他、体贴他，刘震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幸福，一次，李玲把自己由老家投奔延安时带来的一件旧毛衣拆了，给他织了一件新毛衣，他穿上后非常高兴，逢人就说：“嘿！看看！”

　　“这是我老婆给我织的毛衣。”他满脸都是幸福地从脖子处翻开衣服，硬是给人看里面的毛衣一个究竟。

　　李玲怀孕后，他只要有空，在晚饭后就陪她散步。一次，他有事了，李玲一个人出去随便走走，不一会儿，天下起了小雨，结果，他的警卫员竟然给她送来了雨具。

　　此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围剿扫荡”，部队行动频繁，并常常是夜间行动。李玲怀了孕，在夜行军中，刘震则暗暗对警卫员说：“把大红马拉去。”警卫员会意把大红马拉了去。可但没多久，那匹大红马又空着被牵了回来。原来，好强的李玲坚持自己走。

　　在新四军4师时，一次，6旅旅长谭友林被选为七大代表，在临赴延安前，他专程去10旅看望老战友刘震。两人彻夜长谈，广论抗日战事，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鸡叫三遍了，谈兴仍浓。刘震又沏了一杯新茶递给他，在室内度了两圈，突然微笑着说：“老谭，我还忘了，我俩还是老乡呢。”

　　谭友林说：“你的老家孝感出麻糖，丝烟也有名，是个好地方。我的老家江陵呢，也是鱼米之乡，等抗战胜利了，我请你的客，到我们江陵去吃鱼，保证让你吃个够，走时还带几条大鱼。哈哈，不过你也不要忘记请我吃你家乡的麻糖啊！”

　　谭友林望着这位“颇有几分文采”的老战友，究竟有何事相托呢？转弯抹角的，于是赶紧说：“老刘，有啥事，痛快点说吧。”

　　经谭友林这么一“将”，刘震才说：“我的爱人李玲同志，在地方党组工作，就是吴芝圃同志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如今，你们旅的政委由吴芝圃同志兼任嘛，你和吴研究一下，能否把李玲调到我们旅来工作？”

　　平津战役结束后，谭友林被任命为刘震任军长的39军副军长，两人又走到一起了，从此朝夕相处，南下宜沙战役结束后，部队暂时喘息几日。一天晚饭，两人一起在户外散步，谭友林问道：

　　就在这天晚上，他展纸磨墨，给李玲写信，一口气写了好几页，可又觉得“没充分表达”满腹要说的那些话，撕掉重写，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忙了个通宵。

　　那是一匹黄膘马，腿长臂圆，浑身一根杂毛也没有，而且毛光亮泽，一尘不染。但谁也不知它的来历，只是传说这匹马很神的！尤其奇怪的是，它和他的主人一样“特爱干净”、“讲卫生”，谁要是往它身上扔个草叶什么的，它就是和谁急，要是朝它身上吐口唾沫，它立刻就翻脸。一次，一位新战士对此半信半疑，转到它一侧，朝它吐了口口水。可没等口水落到它身上，它就暴跳如雷，后蹄腾空向他踢来，新战士躲闪不及，被它踢了个“狗吃屎”。

　　刘震当时才20几岁，战士们常常看见他从马夫手里接过马缰绳，飞身上了马。这马也真神，当主人刚一踏蹬，就箭一般地穿了出去，转眼就跑得好远了。他们那潇洒的身影，被战士们羡慕极了，称为“虎将英姿”。

　　但是，“虎将英姿”也有栽了的时候。1940年夏，刘震率部挺进华中。在越过陇海线时，他戴一顶越南式的草帽，在身后，警卫员就拉着他的这匹枣红色的大马。它长长的红鬃毛，刘震高大身材，他们的“倩影”一路上引来战士们的赞叹，有人干脆说：“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和赤兔马也不过就是如此！”刘震为此也是得意洋洋，干脆称它“赤兔马”。可就在他们过了黄河后，一日，在行军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而来，战士们睁不开眼，那“赤兔马”都睁不开眼睛，常常碰到树上。结果，这把黄沙把旅长的越南草帽刮飞了，把他和那爱干净的“赤兔马”弄得满身沙土，“平时潇洒全没了”，两人“狼狈不堪”。政委康志强平时则不讲究这些，见状则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说：“哈哈，都栽了，都栽了！”

　　尽管如此，过了黄沙区，他们又“神气”起来了。在淮海这几年，大红马一直跟刘震在一起。1945年去东北时，刘震还特意带了他的这匹“赤兔马”，但是几战之后，好新爱赶时髦的他就把它“扔”了。原来，他已经爱上了吉普车。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大军出关，打下天津之后，刘震等人亲率39军南下。一路上，39军凯歌行进，破关斩将，从北打到南，刘震早就学会了开车，他亲自开着吉普车，载上副军长吴信泉和部主任李雪三等人，日夜兼程随大军前进。几十年，胜利进军。刘震亲驾着吉普，好不威风，一路上边风驰电掣，边与众开玩笑：“胜利了，鸟枪换大炮！”

　　一日，吉普车行到了湘西的雪峰山。雪峰山海拔1500多米，并且山道弯弯，山沟很深，山陡路险，刘震等人仍然是有说有笑，开着吉普向大山挺进。一?span class=yqlink仙剑凸室庀呕４蠹宜担?/p

　　可是，众人仍如同他以前吓唬他们一样，嘴上硬着说：“你不怕死，就我们怕死呀！放心吧，大胆往前冲。”

　　然而，这一次，玩笑却差点变成了真。车疾驰到半山腰时，山高路险，但刘震照样飞驰，可在一个拐弯爬坡处，他一换挡，不知怎的，这辆缴获的吉普车突然熄火，瞬间，车子往后滑，后面就是百丈深渊，一掉下去，人车都要粉身碎骨。正在大家惊叫之时，吉普车倏然停住了。大家惊魂未定，转头一看，原来车轮被后面路边一块巨石拦住了！这才没使车子掉入百丈深渊。

　　从此，刘震也再不敢握方向盘了，就是他想开车，也没人敢坐。结果，39军在向贵州、广西进军时，一路上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道路崎岖狭窄，又加上连日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连马都经常掉进大山沟里。因此有马也不能骑，也不敢骑，弄不好会人带马坠入山涧。结果，刘震带着吴信泉、谭友林、李雪三这些军长、副军长们每个人都是左手擎着一把破油纸伞，一手拄着一根大棍子，在这崇山峻岭里艰难地跋涉着时，战士们有的不知道“石头大哥把命保”的故事，说：“很奇怪呀！原来军长们开着吉普车一路飞驰，多潇洒呀，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呀？”

　　结果，就在他们一手擎着把破油纸伞，一手拄着大棍子经过身边时，几位战士向他们提意见了：“军长，我们觉得你们现在这副样子有损我军的形象！”

　　刘震军长一听，也实在是的，于是把破油纸伞一扔，淋着雨拄着棍子走。结果，他们每天都是天一亮出发，中午稍稍休息一下，一直走到黄昏才能宿营，然后洗脚、吃饭、收阅处理各师的来电，本来这之后可以休息了，可是刘军长因为走了一天，累地得神经衰弱，长时间不能入睡。翻越了苗岭后，他们几个军领导分路迅速南下，39军在广西纵横驰骋，破关斩将，先后解放了罗城、柳州、南宁，最后一直打到了中越边境的镇南关，自此，39军就留在镇南关一带剿匪。到达南宁后，除了一路上的战斗和胜利不说，几个军长、副军长哈哈大笑：“先坐车后拄着棍子走路，一下子退到长征时候去了！”

　　1950年，决定组建人民空军这支新型的部队，任命原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为司令员，刘亚楼推荐“洋司令”刘震为东北空军司令员并兼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他和刘亚楼一起指挥了著名的朝鲜空战。

　　在共和国的空军组建之初，由于飞机和技术等原因，经常出现险情，刘震作为空军司令员也有过两次“空中惊险记”。

　　1952年12月8日，苏联空军廓日杜布英雄师在配合志愿军空军作战后在安东奉命准备回国。刘震在沈阳，突然，他接到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的电线时在安东设宴欢送友军，此事本应由上级派人代表毛主席宴请并授奖，但因北京正下鹅毛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经请示主席批准，由你代表他主持欢送宴会，并给该师授奖。”

　　此时已是下午4时，离宴会时间只有4个小时，无论乘火车或汽车都不能赶到安东，于是他决定“坐飞机”去。

　　此时沈阳也正在下着鹅毛大雪，按飞行员的技术条件不能飞行，有人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刘震说：“事关重大，非准时到达安东不可，因此也只有这一条办法可行。”

　　刘震立即驱车去飞机场，对机组人员说：“先通知安东浪头机场把导航台打开，起飞后对准导航台直飞浪头机场，可不可以？”

　　就这样，飞机冒着大雪强行起飞了。这是一架里-2运输机，预计一个小时就可飞达安东。飞机起飞时，因为还飘着鹅毛大雪，能见度很低，云也很低，升高到100多米，就进入了浓密的云层。飞机在有强烈颠簸的云中飞着，摇摆着，抖动着。刘震胆大艺高，说：“再往上。”

　　到那里后，他们果然从云隙中看清了地面，刘震又对机长说：“进山看看，但你们的飞行高度要高于山头500米，不要撞了山。”

　　可机长也说不准，飞机只好又往前飞了半个小时，仍未到安东，这次刘司令员说：“肯定是迷航了，不能再往前飞。”

　　此时飞机已经飞到了图们江上，从云隙中，刘司令员看见了图们江大铁桥，立即问领航员：“怎么，没法复航？”

　　领航员说：“我们一直没搜到安东导航台的频率，无法定向，无线电也联络不通，无法精确判断飞机现在的位置。现在不知道飞机在什么位置，没法复航。”

　　这时，刘震着急了，连忙来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说：“千万不能飞到敌我空战空域，那是很大的危险，怎么办呢？”突然，他脑子里产生了一念头，说：“要是来一个右转弯，不就飞到朝鲜西海岸了吗？”

　　为了预防万一，机长和飞行员商量把自己携带的降落伞让给，并事先给他讲讲使用的方法。机长刚把这个意思对司令员说了几句，他哈哈大笑，说：

　　“你想干什么？要我当伞兵？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应该跳下去，回去还可以驾飞机打仗。我下去干什么？叫人家当笑话说？”

　　幸好没有到那一步。飞机飞到朝鲜西海岸时，就看到了地标，刘震说：“如果在云层和雪飘中隐蔽，再来个右转弯向北飞，不就正好对准鸭绿江了吗？”谁知他和机长却都大意了，前面的拉古哨是禁区，任何飞机一进入禁区，地面防空部队就要开炮的。

　　果然，他们飞入了拉古哨禁区，地面高炮防空部队见南边来了大飞机，说：“准是美国佬的轰炸机，立即做好一等准备。”幸好，高炮部队的团长指挥比较慎重，立即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报告情况，请示处置，作战值班人员当即答复：“那架飞机是刘震司令员乘坐的运输机，由沈阳起飞后迷航了，你们千万不能打。”

　　飞行员由迷航到复航，心情比较兴奋。当刘震向机长指出前面就是鸭绿江大桥时，天色已快黑了，但找到鸭绿江口，安东机场也就在眼前了。他对机长说：

　　可是，飞行员因为太兴奋了，当飞机下滑到跑道头100多米高度时，还没把起落架放下，线师的机场信号员发觉，迅速打出红色信号弹，经过复飞处置后，这架运输机才安全着陆。

　　飞机落地后，苏军一位军长和师长廓日杜布迎上前来，同刘震热烈拥抱后，苏军军长说：“司令员同志，这次太冒险了！”

　　1953年的6、7月间，东北军区空军的航空部队在郑家屯靶场搞一次实弹射击演习。刘震和军区空军苏联顾问切尔多夫将军去现场视察。这一次，他们坐苏制雅克-12飞机去。

　　雅克-12是一种小型的螺旋桨式的运输机，飞行速度很小，高度也飞不高。为了安全起见，空3师9团副团长林虎建议他们还是坐火车去，但刘震说：“火车太慢，耽误时间，还是乘飞机去。”

　　谁知这小飞机起飞时，他们还超载了一个人，除了刘震、顾问和秘书外，还带上了一名翻译。开始，飞行一切正常，刘震和顾问一面观赏风景，一面谈话，游兴颇浓。但好景不长，就在要飞越铁岭到四平之间的山区时，驾机的林虎突然发现发动机的汽缸头和滑油温度表在缓慢地上升，很快升到了最大的允许限度。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收小油门，使飞机转入小角度下滑，使发动机降温。当温度略有降低后，他又赶紧把飞机改作平飞，还企图用小角度恢复一点高度。因为下方就是千米的高山，可他维持了不久，温度又高了，他又得下降，高度越来越低了，距山头也越来越近了。苏联顾问是内行，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用俄文、中文不断向林虎喊叫、指点，给他出主意。

　　这几句话使顾问不再喊叫了，林虎的头脑也清醒多了。于是他决定不沿直线航线飞行，而是避开山头，顺着大辽河河谷采用阶梯式下滑的方法，十分艰难地向前飞去，很快消耗完了原有的两千公尺高度，飞机超低空飞行。最后关头到了，正在林虎盘算着迫降时，万幸的是，他看见了郑家屯靶场的简易机场，结果，当飞机一安全落地，发动机也关闭了。

　　飞机安全地着陆了，林虎一摸衣衫全汗湿了，全身无力，而洋顾问却在使劲地欢呼“呜啦”！刘震拍着林虎的肩膀，紧握着他的手说：

　　1946年，新四军3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2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但是，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比较顺理成章；同时，2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因此，他建议由吴兼任，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他还是“有斗争”的。1948年，2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5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5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调缴获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3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的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1967年1月13日，根据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他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反集团主要分子因谋害主席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3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作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

　　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线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30年前，华南分局兼中南军区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2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说吴是老反，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

　　“吴法宪反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39军的战友们在北京八宝山沉痛地送走了吴信泉。随后，众人回到了在公主坟的新兴宾馆会议厅里，刘震笑着对老部下杜博说：

　　这时，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谁也没曾料到，仅仅过了4个月后，8月20日，赫赫战功的刘震竟然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