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的差异国足不争气的根源或许就在这竞技体育是人类古老的一种文化现象，而竞争精神是其本质所在，但不同文化鼓励或不鼓励这种竞争精神的程度却大不相同，因此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呈现各不相同的风貌。

　　我们以古希腊罗马和先秦两汉为例，两者均处于中西方两大文化类型的形成时期，古希腊的摔跤、拳击和搏击与先秦两汉的射礼分别代表两大文化古典时期的竞技项目，彼此形成的竞技体育方法和竞争精神却具有显著差异。

　　这种公平性首先反映在比赛选手的配对上。古希腊时期的竞技体育项目主要包括摔跤、拳击和搏击三种，它们都是以锦标赛的形式进行的，有时候要进行很多回合。每一回合的配对都严格采用抽签方式，这种决定选手配对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比赛的公平性。

　　统一的获胜标准也是西方竞技体育公平性的重要体现。比如判断摔跤比赛获胜的标准是看参赛者是否迫使对手双肩着地。或者把对手扔出沙地。摔跤比赛禁止打人，但是折断对手手指和卡脖子等手段在一定历史时期也得到容忍。

　　设置比赛规则是为了更好地展示运动员竞技潜能而制定的，违反比赛规则者将罚以重金以铸造宙斯神像，名字写在木板上置于道路显眼处以示警戒，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竞技体育没有古希腊那样兴盛发达，没有出现如古希腊奥运会那样的体育盛会和节日。这一时期流行的竞技项目有射箭、击剑、摔跤和蹴鞠等。其中惟一堪与古希腊媲美的是一年一度朝野举办的射箭比赛，这种射箭比赛因重在展现参赛者的礼仪风度故谓之“射礼”。

　　先秦射礼主要是大射礼和乡射礼两种。大射礼主角是天子与宾，是天子为挑选重大祭祀前的助祭者而举办的射礼，乡射礼主角为州长与宾，是为了选贤尊让而举行的射礼，二者级别不同，参加人员不同，但仪程基本相同。

　　射手的配对在贵族之间严格进行，士以外的庶民没有参赛资格。而且配对射耦时一般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配对，地位低者禁止与地位高者配对。

　　此外，大射礼有天子参加，所以其射箭不受比赛规则的限制BWIN必赢登录入口，即使射出的箭出现偏靶或落在地上都算数，而其他选手出现这种情况均不算数，并且国君射箭时有专门人员为其指引，如果发矢过低，就说“留”；如果发矢过高，就说“扬”；如果矢偏向左右两旁，就说过于左方或右方。这反映了在射箭比赛时最高权力者不受比赛规则制约的特殊性。

　　到后来，由射礼演化而来的投壶比赛也有这种情况。投壶比赛共进行3次，每次为胜者立一马，如果以二比一获胜方是卑者，就不敢把尊长者的一马取过来，即所谓“不擢马”，以显示地位低的对地位高的敬让原则。

　　这种选手配对和获胜标准不像古希腊采用抽签和以年龄大小进行配对，并且遵循统一标准决定胜负，而以身份高低决定配对和输赢，失去了竞技体育的平等与公平原则。

　　赢得第一名是最重要的，虽然在小型体育节日中获得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也很重要，但在4个泛希腊运动会上只有第一名是最重要的，人们最迷恋的是取得冠军。

　　比如“藐视死亡”是所有拳击手获胜的精神和信念。在公元1世纪，参加尼米亚运动会的拳击冠军阿格忒斯战死在拳击场上，赛前他曾向宙斯神祈祷不胜利则死亡，可见“胜利或死亡”是拳击手义无反顾的抱负。

　　古代箭靶是用兽皮制成，这种以较量射中、射穿箭靶为目的的比赛称为“主皮之射”。孔子不愿看到“主皮之射”单纯依靠体能取胜的竞争精神，更看重射手的体态姿势，强调的是射手在上堂比射时要遵循的一系列礼节，每一个礼节都要行敬让之礼，饮罚酒时彼此也是如此。

　　比如乡射礼的射手举止更要符合《驺虞》的音乐节奏，否则不算成绩。尽管射礼是一种计算胜负的激烈竞赛，但竞争之外更强调“友谊第一”的和谐原则，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儒家通过射礼培养贵族成为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以此示范世人，从而遏制以下犯上的竞争冲动。

　　竞技体育的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展示选手的体能和技能，如果不争而“让”，竞争不复存在，竞技运动已经变质，胜利也就失去了意义。

　　竞技策略是运动员为了赢得比赛而发明的对抗技术，古代中西因竞技观念的不同竞技策略也有很大区别。

　　我们以古希腊摔跤为例，肩摔、过臀摔、侧面夹头、绊腿、控制双肩和搂腰等都是古希腊摔跤中广为人知的策略，也是青年们进入角力学校深造的入门资格，每一个技术都保留在现代教练手册中。

　　此外，在拳击项目中，古希腊人更看重通过技术和智谋而非暴力取得胜利。直拳、上勾拳、佯攻等都是古希腊拳击手发明的竞技策略。手脚并用打击对方是搏击比赛的鲜明特征，由此产生了踢、压踝、夹头、夹腰、吊臀等策略，今天依然在竞技体育场上被广泛使用。

　　中国古代竞技体育不太重视选手的竞技水平，而更重视选手身心表现出的礼仪道德，射礼、投壶比赛还必须符合一定音乐节奏，否则即使射中也不算成绩。比如春秋时期，鲁国、薛国举行投壶比赛时司射告诫：态度傲慢者、高声说话者、侧身而立者等要饮罚酒。

　　对比赛选手姿态的种种限制严重抑制了竞技策略的发挥，这样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在策略上自然乏善可陈。

　　正如小编前面所说，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在竞赛公平性、竞争精神和竞技策略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受着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

　　古希腊时期的制度是城邦制度，先秦两汉时期的制度是君主制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对各自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制约作用。

　　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00年间，大大小小200多个城邦出现在希腊世界，各个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而成，一城一邦，独立自主，上互不统一，没有共同崇拜的国王。城邦制度使得平等意识深入人心，所有贵族、公民在竞技场上都享有平等参赛和获胜的机会，竞技体育中通过抽签配对的方式正是这种平等性的反映。

　　古希腊家普遍热衷竞技体育，这除了借此提高城邦的国际声誉外，更重要的是竞技体育特有的平等公正精神正是他们反对贵族的力量源泉。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瓦解与竞技体育的消亡几乎是同步的。公元前5世纪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动摇了古希腊城邦体制。公元前4世纪城邦间的争霸战争导致各邦作战主要依靠雇佣兵，金钱使得贫苦破产的希腊人成为职业运动员，比赛奖励用金钱取代了橄榄枝，竞技体育比赛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西方古代奥运会终于在公元前394年宣告消亡。

　　而为了有效管理广大的国家，中国自周朝始在上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社会等级森严，各级之间不得僭越。特别是周文王制礼作乐，以严密的周礼防范各级诸侯贵族以下犯上和对权力、财产的争夺。

　　这种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开展，因此射礼的选手配对只能限于贵族领域，贵族之外的庶民是被绝对排除在外的，国君享有不受比赛规则限制的最高特权。贵族之间的竞技也遵循敬让原则，比赛是以身份决定配对和输赢的。

　　汉代的蹴鞠比赛虽然有“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的比赛规则，但培养选手“端心平意，莫怨其非”。这种道德修养的目的丝毫没有改变，因此蹴鞠、摔跤等竞技项目逐渐沦落为秦汉宫廷和大众娱乐的工具就成为命中注定的必然现象了。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进入一个赛会时代，竞赛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生在世，没有什么能比以双脚的速度和双手的力量所赢得的荣耀更伟大”就是这种价值观的集中表述。竞赛活动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涉及社会中的医疗、贸易、艺术和手工业等各个方面。竞赛甚至从悲剧、喜剧剧作家发展到可笑的吃、喝、选美及接吻大赛。

　　竞赛为每一个人愿望的实现和潜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的运动场是希腊人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即使最不起眼的城镇也有很多体育场，贵族和年轻人在那里从事日常体育训练。

　　而中国古代文化是建立在封建礼制基础之上的。上的“大一统”严防社会出现僭越礼制的竞争行为和，敬让是礼制时代崇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礼记·曲礼》生动反映了礼制时代社会各阶层匍匐在礼仪规范下的生活状态。周代诸侯们举行射礼前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则必先行乡饮酒礼。显然以礼仪法度改造而成的射礼旨在“以习礼乐”，树立诸侯的等级观念，严防危及统治秩序的之祸。

　　社会中身体素质优秀的人士常常被选拔而承担射礼。由于礼制时代社会缺乏竞争的风气，竞技体育运动缺乏名副其实的舞台和公平的评判标准及奖励政策，这些具有“勇敢强有力”运动员素质的人们只能在繁重的射礼中充当脚夫力役而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了。

　　“勇”、“刚”本来是竞技选手的必备素质，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缺乏竞争机制，儒家惧怕这会导致“乱”、“狂”的危害，所以提倡学礼以制之。崇尚敬让的社会价值观只能使竞技体育沦为教化的工具，蹴鞠、摔跤等体育项目逐渐向养生和娱乐方向发展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当然，小编在这里指出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的差异并非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要知道文化没有高低之分，都是人类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创造出来的。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差异虽然显著，但却都适应着彼此古代文化的整体性并承担着为文化整体服务的功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明。

　　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差异虽然显著，但却都适应着彼此古代文化的整体性并承担着为文化整体服务的功能